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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标题 | 孔子 |
| 类别 | 哲学 |
| 释义 | 孔子 前551—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儒家学派的创始者。名丘，字仲尼。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东南)人。先世为宋国贵族，因乱，逃至鲁国，世为鲁人。少“贫且贱”，“故多能鄙事”。及长，在鲁国曾任“委吏”(司会计)和“乘田”(管畜牧)等小官。学无常师，相传曾问礼于老聃，学乐于苌弘，学琴于师襄。中年，聚徒讲学，从事政治活动。年五十，鲁定公时，由中都宰升为司空、司寇，行摄相事。后因齐人离间，遭鲁定公冷遇而率弟子离鲁，周游卫、宋、陈、蔡、齐、楚等国，自称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?”终不见用。于鲁哀公十一年(前484年)返鲁。晚年致力于文化教育，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古代文献，并把鲁国史官所记《春秋》加以删修，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。学说以仁为核心，认为“仁”即“爱人”。提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等论点，即所谓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“忠恕”之道。又以孝悌为仁之本，以为“仁”的执行要以“礼”为规范，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强调“礼”，但认为“礼”须从属于“仁”，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?人而不仁，如乐何?”(《八佾》)“仁”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，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。提倡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并尊重庶民独立的人格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(《子罕》)提倡德治和教化;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，认为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(《为政》)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(《子路》)，并提出“庶、富、教”的治国主张。在世界观上，较少讲天道问题，但又不否定有人格意志的“天”。《论语·子罕》记载说：“子畏于匡，曰：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?’”又据《述而》记载，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，孔子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?”他认为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”(《八佾》)，但又把天看成是自然之物：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?”(《阳货》)相信天命存在，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和社会的兴衰治乱。当冉伯牛将病死时，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亡之，命矣夫。”还说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(《季比》)又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(《尧曰》)在相信天命的同时，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天意的作法持否定态度，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中，重视人力。在生活上采取积极的态度，表现了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(《述而》)的乐观精神。重视祭祀，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，不主张乱行祭祀，说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(《八佾》)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(《雍也》)。据《述而》记载，孔子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并且说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。提倡为实现“仁”的最高道德境界而献身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(《卫灵公》)。在认识论上，虚悬“生而知之”，但更强调“学而知之”。提倡“好学”、“学而时习之”，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求实态度。主张全面学习别人，既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同时也应警惕别人的短处，引以为戒。说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(《述而》)注重“学”与“思”的结合，提出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(《为政》)和“温故而知新”等命题。主张学行并重，言行统一。崇尚中庸，说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。民鲜久矣。”(《雍也》)主张无过无不及。认为“过犹不及”(《先进》)，超过事物一定界限与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。反对主观和墨守成规，“子绝四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(《子罕》)。又说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”(《宪问》)，并自称“无可无不可”(《微子》)，表示出处事接物的灵活性。历史观上有“述古”、“好古”的倾向，但认为历史有某些不带根本性的变化。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(《为政》)肯定周代不能永存，对于周礼亦有所“损益”;在“百世”的历史中，后代对于前代都是有所损益的。并不认为古代的社会都是完美无缺的。在教育方面，首创私人讲学风气。传说弟子先后有三千人，精通六艺者七十余人。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强调“因材施教”和“启发式”的教学方法，并有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的精神。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分科教育的方法，将其弟子大致分为四科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并要求对学生普遍实施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，但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，认为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(《学而》)并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作为学生的主要科目。竭力反对培养言行不一、阿谀奉承的“乡愿”式人物及“巧言令色”的小人。提出“正名”主张。强调“为政必先正名”，认为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;言不顺，则事不成”(《子路》)，要求名实相符但以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即主观伦理概念为正名的标准，对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影响颇大。他还使用演绎性质的类比方法，如“举一隅以反三隅”(《述而》)、“能近取譬”(《雍也》)、“闻一知十”(《公冶长》)等。美学思想上，以仁学为基础，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“仁”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自我修养中起特殊作用。提出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(《泰伯》)。认为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要从学诗开始，最后的完成则在于乐。强调在涉历游艺(包括诗、歌、舞在内)的审美活动中，获得自由与愉悦。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，提出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(《阳货》)。提出“兴”、“观”、“群”、“怨”一组美学范畴，以“兴”为首，强调了艺术的感染作用。在美与善的关系上，明确区分美与善，“谓《武》：‘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’”(《八佾》)。指出美不同于善，同时又认为善比美更重要，“人而不仁，如乐何?”(同上)指出内在的善，以能引起人们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，并使形式与内容达到完满的统一，即为美。“子谓《韶》：‘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(同上)，把“尽美尽善”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。在文与质关系上，重视“质”，认为“文胜质则史”(《雍也》)。又反对轻视“文”的片面倾向，赞美与社会生活美有关的服饰、车舆上的文饰、文采。“焕乎!其有文章。”(《泰伯》)主张“君子博学于文”(《雍也》)，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(同上)，认为如过分强调“质”而否定“文”的作用，也会造成“质胜文则野”(同上)的缺陷。还认为行文说话不但要求内容正确，而且还应注意文辞表达形式的文采，说：“言而无文，其行不远。”(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)。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，提出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的命题，触及自然美和社会生活的联系，在中国美学史上创始“比德”说。在“中庸”原则基础上，崇尚“中和”之美，以“乐而不淫”、“哀而不伤”作为美学批评的原则。重视艺术与美的社会作用，重视美育的重要性，为中国历史上提倡美育的第一位思想家。其创立的儒家美学，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其艺术与政治教化结合的思想，也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传统思想。自汉以后，经过不断补充和改造，他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，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、美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教育、史学、政治、伦理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。在全世界，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。现存《论语》一书，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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