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器变道不变 中国哲学史中的历史观命题。魏源用道器之辩来解释历史的变易，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“器”(礼乐、兵刑、食货等)的推陈出新，“器”可变，“其不变者道(指封建的纲常名教)而已”(《默觚下·治篇五》)。早期改良派结合中西之争论述“道器”、“本末”、“体用”范畴。冯桂芬说：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。”(《校邠庐抗议》)王韬说：“形而上者中国也，以道胜;形而下者西人也，以器胜。如徒颂西人，而贬己所守，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。”他主张：“器则取诸西国，道则备自当躬。盖万世而不变者，孔子之道也。”(《杞性生易言跋》)这些说法，后被概括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郑观应也主张：“中学其本也，西学其末也。主以中学，辅以西学。”(《盛世危言·西学》)又说：“道为本，器为末;器可变，道不可变;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，非孔孟之常经也。”但郑观应强调道与器不能分割，两者“合之则本末兼赅，分之则放卷无具”(《盛世危言·道器》)。故反对只讲“器”，而忽视“道”。同时，他认为西方国家的“形器之学”，包括“天学”、“地学”、“人学”。“天学”、“地学”，指近代科学技术;而“人学”除了语言文字外，还包括“一切政教、刑法、食货、制造、商贾、工技诸艺”(《盛世危言·西学》)。故其所讲“器可变”，也包括国家社会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制度等可以变，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社会历史是发展的，突破了“道不变”的命题。康有为则更明确地指出：历史是进化发展的，“《春秋》发三世之义，有拨乱之世，有升平之世，有太平之世，道各不同”(《日本书目志序》)。“世”不同则“道不同”，升平之道将取代拨乱之道，大同之道将取代小康之道，从根本上反对了“器变道不变”之说，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。严复将进化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，主张“世道必进，后胜于今”(《天演论》导言按语)，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驳斥了“道不变”之说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