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和合 亦称“二元和合”，“二元”为“两”，“和合”为“一”，中国古代哲学基本观点之一。西周末史伯已提出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春秋时晏婴主张“和与同异”。和合的思想在《周易》与《老子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。万物交感是《周易》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。《周易》作者认为，六十四卦刚柔相推，三百八十四爻适时而动，即所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即认为八卦构造的二元和合体系，足以模拟天地万物变化之道。《老子》讲求“反者道之动”、“弱者道之用”，即对立双方由相互转化，生成二达到合一。但道、儒两家在和合思想上又有不同特征。道家认为，世间物象皆是对立的两极，然穷其本源，又都出于“一”，如《老子》强调“抱一”，《庄子》讲齐物，说“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道为一”。重视在和合中的区分，重视两极事物向本初的复归，要求人们从事物的负面去把握二元和合。逆向性地去体认、解释世界。儒家亦力主事物的两极区分和两极的和合，但它是从事物的正面，即人们认识事物时常规性的一面去体认世界，因而更多强调对立两极之间的调和。如《论语》讲“叩其两端”而“用其中”;《孟子》更是讲“尽心知天”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这一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和合思想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《荀子》在认识论上提出“和两一”说，认为“心”有同时兼知事物两面的作用，也有专一的一面，所以不要因为对彼一的认识而妨碍了对此一的体察，做到了这一点，也就达到了“壹”，即实现了“和两一”的二元和合。汉代董仲舒在汉初的特定环境下，建立了一套“物必有合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宇宙、政治、伦理思想体系。宋明理学对天理的把握、对天人之际的探究，对体用的认知，对本体与工夫的理解，无不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思维的特点。无论程朱的“体用一源”、“理一分殊”，还是陆王的“心即理”、“心外无理”、“心外无物”都打上了儒学和合理论的烙印。 |